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012年連續九度下修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，被輿論戲稱為「九降風」，大家仍記憶猶新，到了2013年又三度下調，即使今年2月18日主計總處略為上調經濟預測，仍不減各界對經濟成長率下修的擔憂。況且，與此下修趨勢形影不離的，還有GDP成長率落後全球的問題。在2011年以前，台灣經濟成長率總能高於全球平均，如今全球邁向復甦，平均經濟成長率來到3.5%，而台灣卻動輒陷入GDP保2或保3的窘境，顯見台灣的經濟運行已發生一定程度的質變。
造成台灣經濟質變的成因，可分為全球性與台灣特有的兩大面向。就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來，先是金融海嘯之後，全球貿易量成長減緩且背離自1950年以來，其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經濟成長的常態，讓全球化趨勢出現逆轉。同時，全球人口紅利泰半消失，也使全球生產力提升程度有限，拖累經濟成長；再者，從OECD所公布的BRICs（金磚四國）領先指標趨勢下滑可知，占台灣出口比重逾七成的新興市場國家，經濟高成長期已過，且台灣出口主力的消費性電子產品，又受到歐美國家因失業率居高不下，延緩薪資所得成長及中產階級消費擴張的影響，一直難有表現。這些中、長期的全球經濟結構變化，都將透過抑制出口的方式，致使外貿導向的台灣經濟受挫。
台灣與中國、韓國間的貿易往來關係，向來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變數，尤其是兩岸從早年的互補關係逐漸轉變為競爭關係後，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口成長的助益便開始降低，一如近二年營運陷入苦戰的台灣面板產業。
此外，韓國與中國在近年來均積極簽訂FTA，大幅擴張經濟版圖，而台灣卻礙於政治地位特殊，難在區域經濟整合上獲得重大進展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當中日韓FTA成功締結後，三國將構成完整的亞洲製造業生產鏈，排擠台灣出口。
上述這些質變因子，已影響到台灣經濟的長期活力。即使台灣在《2013年IMD世界競爭力報告》排名中位列11，遠優於主要貿易對手國韓國的22名及中國的21名。但投資環境的優等生與實際投資活動卻不成比例，2013年台灣民間投資占GDP比僅約16%，不及韓國與中國的25%及48%；而2012年淨流入台灣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僅0.67%，也低於韓國與中國的0.86%及1.49%。
由此可知，良好的投資環境並非吸引廠商增加投資的充分條件，惟有找到突破質變困境的方法，才能讓台灣找到新生機。
在全球化趨勢逆轉和新興市場成長趨緩的情況下，全球貿易量成長有限已是不爭的事實。因此，廠商不應執著於過去優化生產過程所帶來的榮光，而是要改變過去的營運思維，從被動的順應需求而生產，轉為主動創造需求。例如，目前有些新興經濟體雖處於快速成長期，卻限於經濟發展較為落後、通信基礎建設不足，導致該地區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滲透率仍然偏低。因此，有能力的台灣廠商應提早參與這些國家的基礎建設，與當地服務商培養密切的合作關係，待基礎建設完善後，不只需求相應而生，該國更會成為台灣難以撼動的貿易夥伴。
同樣的，在全球人口老化的趨勢下，自動化生產勢必取代人力，成為新世代製造業的趨勢，而台灣乃為全球製造業翹楚，各種產業的製程都可在台灣找到蹤影。若能積極引導廠商提高自動化生產比重，並熟悉各種自動化生產將面對的問題與商機，以此累積出寶貴的台灣經驗，或可成為未來全球製造業師法的對象。
在全球與台灣的雙重質變力道侵蝕下，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恐被逐漸消耗殆盡。政府與企業必須求新求變，鼓勵創新創業，走出過去習慣的舒適圈，發展新的產業模式與經商關係，台灣經濟仍有可為，但這一切將取決於主事者的決心與行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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